前路漫长，总会有再见的一天。
十二岁生日那天，孤儿院的嬷嬷给了我一个冷掉的馒头和几枚黑漆漆的摩拉，告诉我该自己去讨生活了。
铁门在我身后“哐当”一声关上，隔绝了那片养育了我几年的死寂之地。
我没有回头。
港口的风带着一股子腥味和煤灰的味道，钻进我单薄的衣衫里。
这就是社会，一个比孤儿院的水泥地更硬、更冷的地方。
我需要活下去，肚子的饥饿感是最诚实的鞭子，抽得我迈开双腿，朝着那些看起来最辛苦、也最可能收留童工的地方走去——南码头。
码头的工头是个满脸横肉的男人，他用浑浊的眼睛上下打量我，像是在估量一头牲口的斤两。
他吐掉嘴里的草根，指着旁边一堆小山似的黑铁矿石，声音粗哑：“一天十个摩拉，管一顿饭。干不干？”我用力点头，生怕他下一秒就反悔。
于是，我的新生活开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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